行走的课堂，与到此一游的踩景点究竟有啥不一样？
是导游的不一样？换了是一个精通信仰文化历史的人？
把景点赋予多一层宗教的联系和意义？
很多时候，姜老师的课堂除了有故事外，他还会让我们在现场去感受。例如在利玛窦墓园，他让我们各人安静漫步，跟这群传教士聊聊天，把想说的跟他们说。
不是听完故事，拍完照就离开。这段独特的个人时刻，把我们自身与现场、历史奇妙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让我们应着现场环境分享、表达感受，这便是体验学习的核心价值——解说（debriefings)——透过参与者的个人领受来丰富彼此的学习，对课题有多角度，以及不同层次的追问和挖深。
六月份两次行走的课堂：十字寺与利玛窦墓，虽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现场，但两处遗址背后都记载和代表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两大时期。
（利玛窦墓/左，十字寺石碑/右）
首先是唐代的景教，也是基督教最早进入中国的记载，十字寺成为了外来信徒敬拜、静修之地。
回看景教的在华历史，我们发现，这次的传入是相对较“单向度”的进入。景教在华期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文化核心，与中国文化进行彼此深入的了解和交流，尤其没有促进深入的对话。
所以，景教的失败，除了当时社会政治和民族政治等因素外，其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实现景教与中国文人文化的深入对话。他们把信仰带到中国时，太过急功近利，以致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过于中国本土化，甚至乎过于佛教化。一般人很难分辨景教和佛教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导致在后来的灭佛运动中，把景教也泱及了。
反观明朝时的耶稣会士，他们在华期间，把精力放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社节习俗上，再加上教士们都是学识渊博的年青学者，他们更成为西学东渐的先行者。
以利玛窦为例，他当时给自己的称谓是”predicatorelitterato”，中文直译为“有文化的传道人”。除了宗教外，他具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华期间，还致力与官绅阶层进行密切交往和友好对话，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中国官员的信任。据说他进京前，在南昌任教三年间，他从对话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对他日后在北京的传教工作，帮助不浅。
当他获万历皇帝重用留京期间，他进一步把西方知识与当时的朝廷官员分享，透过对文化的探讨和对话改变了当时的一众知识分子。
在宣武门的天主堂内，他设立西方图书馆和举办科学仪器展览，吸引大批官员和儒士参观，当中徐光启、李之藻因着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趣，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地理和历法，因而入教成为信徒。
原宣武门天主堂
现宣武门天主堂
“交流”和“对话”成为了两个时代基督教在华的明显分野。
利玛窦与当时的传教士身体力行，透过在华的生活，促进了彼此的认识，进而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对话，让“交流”和“对话”的种子在中国生根成长，培育了一代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徐光启便是其中最为显赫的一员——在学术界里，他是中国现代科学第一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农业学家和政治家）。从他开始，带领中国人开始真正地了解世界。身为基督徒，他更是第一个本土神学家，他对基督教信仰和儒道释的不同，进行了持续而深入地梳理。
（利玛窦/左，徐光启/右）其实，只要我们愿意细心阅读和聆听，历史也是无时无刻在跟我们交流和对话。至少，这次十字寺和利玛窦墓的行走课堂，让我发现到“交流”和“对话”是改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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