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在文中提到了韦氏拼音，之后很多朋友发信询问，“北京”有时候被拼写成“Peking”，是否也是韦氏拼音。“Peking”一词的确用得比较广泛，比如著名的北京大学就还保留着“PekingUniversity”的拼法，常坐飞机去北京的人也会细心地发现，登机牌上的目的地机场代码是“PEK”三个字母，而不是BJ。“Peking”可比韦氏拼音的历史要长得多，那要追溯到利玛窦（MatteoRicci,-）等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说起利玛窦，他是西方人中学习汉语的先锋和模范，虽然在他之前也可能有西方人学习过汉语，但具体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不过，就水平和成就而言，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他。
汉语是一种表意的文字，单从字面上看是不能判断出发音的，这和英、法等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差别。无论谁学汉语都会首先碰到这个问题。在16世纪以前，早已有西方人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们并没有留下学习汉语的有关信息，不过，所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会在自己的著作或回忆录中提到汉语的特殊性。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汉语只字未提，人们从来不知道他究竟是能够自己跟中国人对话，还是要靠一位翻译，这成了现在历史学家质疑他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之一。
同样是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历史就靠谱得多。他受耶稣会派遣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是16世纪晚期，正当明朝末年。当时的明朝政府实行海禁，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澳门是欧洲人来到中国的唯一落脚点。利玛窦就在澳门居住下来，开始学习粤语。那时候学汉语和现在可不一样，没有教科书，没有字典，也没有MP3，连个能懂双语的老师也没有。利玛窦请了一位会画画儿的中国人教他汉语，两个人相对而坐，中国老师画一幅马，说“马”，利玛窦在笔记本上用拉丁文写下“马”的发音，他当时还不会写汉字；老师再画一幅猫，说“猫”，利玛窦再记下猫的发音。日积月累，他的笔记本成了一本粤语-拉丁语发音字典。
不过，利玛窦很快发现，他要进入中国传教必须得到明朝官员的批准，而那些政府里的大官儿根本不说粤语，而是北方官话。为了和他们打交道，利玛窦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官话，有了一定的学习基础，他进步神速，很快就可以和广东的官员进行对话交流。这些明朝官员破天荒地见到一位既能说粤语又能说官话的外国人，既惊讶又欢喜。这种心态今天仍然十分普遍，中国人看到一个会说汉语的老外，自然分外高兴，态度立刻就和蔼起来，总觉得这人对中国语言文化有种热爱，不然不会千里迢迢地来学汉语。
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他先后达到广东肇庆、江西南昌，在明朝的南部首都南京见到了级别更高的官吏，并最终抵达了北京。他没有能够见到万历皇帝，却和徐光启成了好朋友。在他的影响下，明朝的很多官吏都对天主教有一些了解和兴趣，虽然不能说皈依了天主教，但至少不反感、不反对。利玛窦天天跟这些中国最高水平的文人接触，他的语言和文化水平自然也不低，今天他留下来的那些文言文文章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当然也没有忘记给他在欧洲的伙伴讲述中国，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
就像初学汉语的时候一样，利玛窦和他的传教士同事们共同用拉丁文根据“北京”的发音创造了“Peking”的拼法，这个词就这样流传下来，被其他语言所吸纳，法语中略有变化，拼写成“Pékin”。即使威妥玛创立了韦氏拼音，但Peking已经被人们熟知并使用了二百多年，一旦改换拼法，容易造成不便，大家还是愿意使用它。需要指出的是，利玛窦所学的北方官话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话，而是介于江淮方言向北京话过渡中的某个阶段，“Peking”大概就是那个阶段的产物。
利玛窦把他的余生献给了中国，他最终在北京逝世。鉴于他对天主教事业的巨大贡献，罗马教皇授予了他“十大圣徒”的称号。年，我去了他的家乡意大利马切拉塔。这个宁静的小镇为利玛窦塑了像，这里的居民见到中国人都非常友好，他们要把祖先所传下来的中意友谊延续下去。这里的马切拉塔大学还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一所孔子学院。
利玛窦逝世后，万历皇帝为他在北京西郊阜成门外修了一座墓。今天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还能看到这座“利玛窦和明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墓地”，它能够经历“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运动的洗礼保存到今天，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是一个奇迹。我曾在墓园周围徘徊，利玛窦的墓碑立在那里，恐怕连他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在数百年后仍然面对着无数和他信仰不同的人，在无神声中说有神。
程龙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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